建炎四年（公元1130年），这一年对于偏安江南的赵宋王朝来说，是惊魂未定后的喘息之年。\w?e\i?q~u\b,o^o-k!.?c,o·m_金军的马蹄掠过长江，宋高宗赵构还在温州海上晃悠，而在福建尤溪的一个普通家庭里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。这孩子出生时，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，排列如北斗，他爹朱松觉得这娃日后定非池中之物，便给他取名为“熹”，字元晦——这便是日后的朱熹朱夫子。

朱熹的童年过得不算宽裕。他爹朱松本是个文官，可惜在朱熹十四岁时就病逝了，临终前把儿子托付给三个好友：刘子羽、刘勉之、胡宪。这三位都是当时有名的儒士，尤其信奉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的理学。于是，小朱熹就跟着这几位叔叔辈的人物读书。据说他小时候特别爱琢磨事儿，刚会说话时，他爹指着天说：“这是天。”小朱熹立刻反问：“天之上是何物？”把他爹问得一愣——这孩子，天生就是搞哲学的料。

在诸位长辈的教导下，朱熹早早接触了儒家经典，尤其对《四书》（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）下了苦功夫。但少年朱熹并非只钻故纸堆，他对佛、道思想也很感兴趣，十几岁时还曾钻研过禅宗佛学。这种广泛涉猎的经历，为他日后构建庞大的理学体系大下了基础。

绍兴十八年（1148年），十八岁的朱熹参加科举，居然一举中第，考中了进士。这在当时算是少年得志，但朱熹却没把心思全放在官场。他当官之余，最爱干的事就是找各地的学者交流学问。当时二程的理学在南方已有传播，但还没形成系统，朱熹便立志要做二程的“传道人”。

朱熹的核心思想，用四个字概括就是——“格物致知”。但这四个字到底啥意思，别急，咱慢慢掰扯。

“格物”，按朱熹的解释，就是“穷至事物之理”，说白了，就是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。“致知”，则是“推极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”，就是把自己的知识推到极致，让自己啥都明白。但这不是简单的观察事物，朱熹认为，每样东西里都包含着“理”（宇宙的终极真理），人要通过“格物”来发现这个“理”。

举个例子，比如你要“格”一张桌子，不是只看它是木头做的、能放东西，而是要思考：这桌子为什么是这样的形状？它的“理”是什么？再延伸一下，世间万物的“理”又有什么共同点？最后要明白，所有的“理”都源于一个最高的“理”，也就是“太极”。_s?j·k~s*a/p,p~.?c*o?m-这听起来有点玄乎，其实就像现在说的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，只不过朱熹把“本质”上升到了哲学高度，还和儒家的伦理道德挂上了钩。

在伦理方面，朱熹提出了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这话现在常被误解，以为是压制人性，其实朱熹的原意是：“天理”是符合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，比如“三纲五常”；“人欲”则是超出正常需求的欲望，比如贪婪、淫邪。他认为人要通过修养，克制过度的欲望，遵循天理。当然，后来这话被某些人歪曲利用，那是后话了。

朱熹还特别重视教育，尤其是基础教育。他编着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把《四书》抬到了比《五经》还高的地位，还写了《童蒙须知》，教小孩子怎么穿衣、吃饭、读书，讲究“洒扫应对进退之节”。这些教材通俗易懂，很快就在民间流传开了。

就在朱熹在福建埋头搞学问的时候，在江西金溪（今属江西抚州），另一位思想家也崭露头角。此人姓陆，名九渊，字子静，因为曾在象山（今江西贵溪）讲学，自号“象山居士”，后人称他“陆象山”。

陆九渊比朱熹小九岁，两人算是同一时代的人，但学问路子却大相径庭。陆九渊从小也爱琢磨事儿，据说他三四岁时就问他爹：“天地何所穷际？”把他爹也问住了——看来搞哲学的人小时候都爱问“终极问题”。

陆九渊的思想，核心是“心即理也”。啥意思呢？他认为“理”就在人的心里，不用向外去“格物”，只要“发明本心”，也就是反省自己，就能认识“理”。这和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正好相反：朱熹说要“向外求”，陆九渊说要“向内求”。

举个例子，比如要明白“孝”的道理，朱熹说你得研究各种孝顺的事例，总结出“孝”的“理”；陆九渊则说，你心里本来就知道什么是孝，只要问问自己的心就行了。陆九渊还提出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”，把“心”和“宇宙”直接划了等号，这想法够大胆。~5¨2,s′h?u.c*h,e^n¨g`.+c`o′m¨

陆九渊的学问风格也和朱熹不同。朱熹讲课喜欢引经据典，条分缕析；陆九渊则擅长“启发式教育”，常常通过谈话、问答来点醒学生。他讲课的时候，语言直白，感染力强，据说“听者感动”，很多人不远千里来听他讲学。

朱熹和陆九渊虽然学问观点不同，但早年并没有直接交锋。直到乾道三年（1167年），朱熹听说陆九渊兄弟陆九龄的学问不错，便从福建跑到江西上饶的鹅湖寺，想跟他们交流交流。这一下，就引出了中国思想史上着名的“鹅湖之会”。

参加这次聚会的除了朱熹、陆九渊、陆九龄，还有不少当时的学者，差不多来了几十号人。会议的主持人是江西学者吕祖谦，他本意是想调和朱、陆两家的观点，没想到却促成了一场激烈的辩论。

辩论的焦点，自然是“为学之方”——也就是做学问的方法。陆九龄先念了一首诗，表达他们的观点：“孩提知爱长知钦，古圣相传只此心。大抵有基方筑室，未闻无址忽成岑。”意思是说，人天生就有仁爱、恭敬之心，这是做学问的基础，就像盖房子得有地基。

朱熹听了，马上和了一首：“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养转深沉。却愁说到无言处，不信人间有古今。”他觉得做学问得靠不断积累旧知识，获得新知识，不能只靠内心感悟，不然就会忽视历史传承。

陆九渊一看哥哥没占上风，直接上阵，也念了一首诗：“墟墓兴哀宗庙钦，斯人千古不磨心。涓流积至沧溟水，拳石崇成泰华岑。易简工夫终久大，支离事业竟浮沉。”这里“易简工夫”指的是陆九渊的“发明本心”，“支离事业”则暗指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太繁琐。

朱熹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，“支离事业”？这不是说我搞的学问碎片化吗？他立刻反驳：“你这‘易简工夫’说得轻巧，可怎么保证你发明的‘本心’就是正确的‘理’呢？不通过格物穷理，很容易陷入主观臆断。”

陆九渊也不含糊：“你那格物致知太麻烦了，天下事物那么多，你格到什么时候才能明白‘理’？我这方法直指本心，简单直接，才是根本。”

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从上午辩到下午，差点没吵起来。吕祖谦在旁边想打圆场，也插不上嘴。最后陆九龄觉得弟弟说话太冲，打了个圆场，才勉强结束了这场辩论。

鹅湖之会一共开了三天，结果是谁也没说服谁。朱熹觉得陆九渊“太简略”，陆九渊觉得朱熹“太繁琐”。但这次聚会影响很大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了理学有“朱派”和“陆派”之分。

鹅湖之会后，朱熹和陆九渊并没有成为仇人，反而在某些方面互相尊重。比如后来陆九渊去世，朱熹还专门写了祭文，感叹“痛哉！”但两人的学问路子还是各走各的。

朱熹继续他的“格物致知”，一边做官一边着书。他曾在福建武夷山修建“武夷精舍”，收徒讲学，培养了大批学生。他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完成后，虽然当时没被官方认可，却在民间读书人中广为流传。

陆九渊则继续他的“发明本心”，在象山讲学，人称“象山学派”。他的学生中也有不少名人，比如杨简、袁燮等，形成了“浙东四学者”中的“雨上四先生”。陆九渊还曾到白鹿洞书院（当时由朱熹主持）讲学，讲的是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朱熹听了之后大为赞赏，还把陆九渊的讲义刻在石碑上，这算是学术争论中的一段佳话。

但理学在南宋前期的日子并不好过。当时朝廷里主和派占上风，而理学提倡的“气节”“忠义”正好和主和派的论调相冲。尤其是宋宁宗时期，权臣韩侂胄掌权，他为了打击政敌，把理学称为“伪学”，禁止传播，这就是历史上的“庆元党禁”。朱熹被列入“伪学逆党”名单，他的学生们也受到打压，有的被罢官，有的被禁止参加科举。

直到韩侂胄死后，理学才逐渐平反。宋理宗时期，朝廷正式推崇理学，追封朱熹为“信国公”，把他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。从此，朱熹的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，影响了中国社会七百多年。

而陆九渊的心学，在当时并没有像理学那样受到官方重视，但也没断了传承。到了明代，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思想，创立了“阳明心学”，才让心学重新大放异彩，这是后话。

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之争，表面上是“格物致知”和“发明本心”的方法之争，本质上是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更新。他们都吸收了佛、道思想的精华，把儒家伦理上升到了“天理”的高度，形成了新儒学——理学（广义上包括心学）。

朱熹的理学强调“格物穷理”，重视知识积累和道德修养的渐进过程，适合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教育体系的基础。从元代开始，科举考试就以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标准，读书人必须按朱熹的解释来写文章，这虽然有利于思想统一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思想创新。

陆九渊的心学强调“心即理”，重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心觉悟，对后来的思想家影响很大。比如明代的王阳明，就是从陆九渊这里得到启发，提出“知行合一”“致良知”，让心学成为对抗僵化理学的一股清流。

除了思想层面，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对宋代社会生活也有影响。朱熹的《家礼》规范了民间的婚丧嫁娶礼仪，直到今天，某些地区的传统礼仪中还能看到朱熹的影子。陆九渊提倡的“简易”学风，也影响了一批文人，让他们更注重内心的真实感受。

在文化领域，理学和心学的争论促进了学术的繁荣。南宋时期，书院林立，讲学成风，除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、陆九渊的象山书院，还有吕祖谦的丽泽书院、张栻的岳麓书院等，形成了“四大书院”之说。这些书院不仅是教育机构，也是学术交流的平台，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。

朱熹的晚年，在经历了“庆元党禁”的打击后，身体逐渐垮了。但他直到去世前几天，还在修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真正做到了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庆元六年（1200年），朱熹病逝，享年七十一岁。虽然当时理学还被视为“伪学”，但他的学生们还是从各地赶来送葬，人数多达几千人。

朱熹死后，他的学问逐渐被官方认可，地位越来越高。到了元代，朱熹被追封为“徽国公”，牌位被请进孔庙，成为“十二哲”之一，这是古代读书人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。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中国，还传到了朝鲜、日本等国，形成了“朱子学”学派，成为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思想资源。

陆九渊比朱熹早去世十几年，淳熙十四年（1187年），五十四岁的陆九渊在任上病逝。他去世时，学生们也是痛哭流涕，据说“市人巷哭”，连老百姓都为他掉眼泪。陆九渊的学问在当时虽然没有朱熹那么大的影响力，但他开创的心学传统一直流传下去，直到王阳明时期达到鼎盛。